《杜甫研究学刊》2020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杜甫研究

李杜与扬马关联论  张朝富

摘要：李杜是称引扬马最多的唐代诗人，大致而言，李白多以司马相如自比，杜甫则通常与扬雄对应，二人在对先贤的称引中，也暗含了扬雄学习相如、杜甫追迹李白的一条对应轨迹。这一寓指大致是在天宝三载梁宋之游时候形成的。从秦州开始，经巴蜀，杜甫完成了关于李杜高度的达成及自我体认，在这一过程，扬马作为李杜的寓指，对杜甫起了巨大的心理引导作用。

成州杜甫遗迹考论  王超

摘要：乾元二年冬，杜甫曾暂居成州同谷，寓所在飞龙峡中，地处凤凰山与万丈潭间。北宋宣和年间，成州知州晁说之仰慕杜甫之忠义，推崇杜诗，欲以儒家道统观纠正韩愈李杜并重的观点，突出杜甫地位，弘扬杜甫的忠义品格，遂在杜甫茅茨故址创建成州杜公祠。此后，成州（县）杜公祠形成了“以诗代文”的文学传统。祠内题诗既叙述了祠宇变迁及历史风物，也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多元化的杜甫形象。悠久的历史、传承有序且丰富的文化内涵，构建了成州杜甫遗迹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杜诗研究

论杜甫诗学思考的遣兴性质及其特点  赵晓华

摘要：杜甫有大量内容丰富以“遣兴”为题的作品，突出体现了杜甫突破初盛唐较多吟咏山水林泉之“兴”，将之扩展到日常生活中一切引发他创作的诗兴。同时，“遣兴”的诗题强调了创作对诗人情绪的排遣作用，杜甫在穷愁的漂泊生活中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创作活动对他的意义，他的诗学思考及以诗论诗的形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并成为他“诗兴”的一种。以论诗来遣兴促使杜甫能够准确认识到历代诗人的诗风特点和价值，成为诗歌史上的不刊之论。同时，杜甫又在缘情体物的创作中不断地砥砺诗艺，特别关注艺术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他的诗学思考正因此与史书的文学传论、诗人的集序这类形式有较为明显的不同。

“砚寒金井水，檐动玉壶冰”探微  萧龙

摘要：“花月穷游宴，炎天避郁蒸。砚寒金井水，檐动玉壶冰”四句，是杜甫《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诗中描写其在长安期间从汝阳王李琎游宴的诗句。关于此诗系年，闻一多先生《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曾误引仇注而误断黄鹤系年为误；而仇注本意天宝四载秋杜甫归长安从汝阳王为“初欢”之宴，亦不无可能。此四句历来至少有四种解说，似以杨伦“分说四时”之说更为通畅：“砚寒金井水，檐动玉壶冰”二句分说秋冬，从诗歌意象和艺术技法上来看，亦有其理由。又考，唐代沿袭了西周以来夏日赐冰的制度，赵次公“避暑”说，亦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证据。

杜诗学研究

诗梦草堂西，偏爱杜陵诗

——论晚清四川女诗人曾懿对杜甫的接受   王燕飞

摘要：曾懿是晚清同治年间四川著名的女诗人，在母亲左锡嘉的带领下，她和几个妹妹在成都浣花溪畔成立了女性诗社“浣花诗社”。她们与杜为邻，歌咏草堂，崇敬杜甫，追模杜诗，不仅在成都女性诗坛掀起一股诗歌创作的浪潮，丰富了晚清四川女诗人的诗歌创作，而且对于杜甫在晚清，尤其是在女性读者群体中的接受情况，也提供了一个典型而生动的考察视角。

“流离困厄赋《北征》”

——北征纪行书写及其艺术特色   卫玥

摘要：受杜甫《北征》诗影响，历代涌现出大量取法《北征》、以纪行为主要内容、抒写乱世离情、叙议结合的五古仿作，是为“北征体”。北征诸作汲取纪行赋长处，以赋法入诗，并通过视角转化、矛盾意象等手法，使诗歌呈现出叙述与议论并重、体物与抒情兼备的艺术效果。北征诗是杜诗接受史中具体而微的一环，其叙述重点及情感抒发方面的差异，反映出北征诸作的重要价值。

《杜诗注解商榷  杜诗注解商榷续编》指瑕  冷浪涛

摘要：徐仁甫先生的《杜诗注解商榷》及《杜诗注解商榷续编》两书，对于前代及当下注家的部分杜诗注解做了纠正，全书精义纷纭，在杜诗虚词的解释上尤为得力。事实上，这两书已经成为当代研究和阅读杜诗的重要参考。但笔者在通读全书的过程中，发现两书的部分商榷结论还存在问题，而致误的原因则有误解词义、随意破字、割裂而解、未作详考、穿凿牵强等，本文即针对这些结论进行再商榷。

杜集文献研究

台湾地区藏稀见杜诗手批本提要叙录（二）  曾绍皇

摘要：台湾地区各大图书馆藏有较为丰富的杜诗手批本，这些手批本是历代学者读杜、研杜与评杜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杜诗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价值。论文以笔者目验之杜诗手批本为基础，对台湾地区所藏稀见杜诗手批本进行绍介述评，叙录提要，以期为杜诗研究者提供一定的文献资料和研究线索。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吴梯《读杜姑妄》考辨  刘晓亮

摘要：《读杜姑妄》是清代岭南杜诗学者吴梯撰写的一部较重要的杜诗全集校注本。今人对其版本、体例、底本大多不知。对这些相关问题予以考辨，不仅可以使今人了解《读杜姑妄》，对保存文献、促进杜诗学研究皆有一定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日本江户时代李杜合集考述 钟卓萤

摘要：文章通过江户时代的贸易记录、公私旧藏书目和出版记录等三方面的文献对李杜合集进行梳理，考察文献在当时的传播情况。这些李杜合集多数是中国传入的明代刊本，其中四种为和刻本，还包括未见于其他古今中日书目的《李杜狐白》一书。和刻本方面，从出版书目及现存江户刻本整理出五种和刻本版本系统，其中两种为日本人自行编选的书籍。李杜合集作为崇尚“李杜”的诗学热潮在文献上的表现形式，与宗唐诗风在江户诗坛的确立时间相对应，对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在江户日本的传播与流行均有积极意义。

古典诗歌研究 唐代文学研究

谢灵运山水诗客观性审美特质及意义 彭燕

摘要：明何景明“古诗之法亡于谢”的说法事实上明确了谢灵运山水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中的重大转折意义，清沈德潜“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说法则指向了谢灵运山水诗的特质。考察晋宋山水审美和山水美表达的历史进程，可以确定谢诗的特质和意义在于：它将人与山水自然分离开来，客观地描写山水自然物之间原本存在的动态关系。这体现了谢灵运对山水自然物独立价值的认知和尊重，由此揭开了中国文学山水自然美表现的新篇章。以谢灵运为中心，中国古典诗歌呈现为界限分明的两个阶段。

陈子昂《蓟丘览古》诗写作地点析疑  王群丽

摘要：研究者多将陈子昂《蓟丘览古》中的蓟丘定位到幽州，这与卢藏用《陈氏别传》中所述武攸宜“军次渔阳”，陈子昂“登蓟北楼”作诗的创作背景有不相符之处。“蓟”地名在幽蓟一带非止一处。渔阳附近的古蓟门关就地理沿革、辖地归属等因素而言，其地名与诗中所涉及的地名亦相符。武攸宜的行军路线、所面临的军事形势都使其“军次渔阳”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陈子昂在渔阳时个人的处境、心态与《蓟丘览古》诗中所择取的历史人物的故事范型高度吻合。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蓟丘览古》诗应作于武攸宜军次渔阳的时间节点，蓟丘应该定位于渔阳附近的古蓟门关。

论白居易的三教融合思想 刘林魁 刘亚旭

摘要：白居易的三教融合思想，有佛教宗教关系论的痕迹。佛教徒认为，佛教为内教，儒道百家为外教，内教济神，外教救形。白居易“外服儒风，内宗梵行”，以儒家兼济救世，以佛道治心独善。内外之分层，令白居易前期的三教融合思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于公众话语、群体要求上要限制佛老，于个人修行上则佛道同宗。元和十年（815）被贬江州之后，兼济之心渐淡，三教内外之对立渐趋平和，于是“栖心释梵，浪迹老庄”：行动上佛道二教同尊，修行上坐忘、行禅融通。后期的白居易，在坐禅悟道之际多次烧炼丹药，以期服丹长生。然多次炼丹未就，友朋又有服丹而亡故者，于是会昌年间白居易有了“吾学空门非学仙”的说法，对神仙道教和道教之炼丹术表达出一定程度的排斥。中晚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关系相对平稳和谐，三教融合渐成社会风尚，白居易三教融合思想之演变与其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更与这种社会风气相激荡。白居易的三教融合思想成为后世士大夫以三教思想处世安心的选择之一。

刘猛、李馀与唐代新乐府运动  孙启祥

摘要：中唐诗人刘猛、李馀以古题乐府引起元稹的关注并唱和而闻名于当时诗坛。刘猛乃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人，元和年间进士；李馀乃成都府（今四川成都）人，长庆三年进士。他们二人“虽用古题，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的乐府创作，对元稹诗歌从题材、结构等方面产生了影响，进而发挥了革新旧题乐府、充实乐府理论、推进新乐府运动发展、使乐府诗革新“遂告大成”之作用。同时，他们的古诗也以“高古奥逸”而入唐人《诗人主客图》。刘猛与元稹交情较深，李馀还与张籍、贾岛、姚合、朱庆馀交谊甚厚。刘猛、李馀为新乐府运动做出的贡献，在古今众多诗歌理论著作中得以体现，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席之地。